寧靜海遊記

哈佛大學教授佛格爾(Ezra Vogel)先生，取中文名「傅高義」，出版「日本第一 Japan as No 1」，新加坡政府列為部長級官員及高級文官必讀書籍，海峽時報於1980年9月1日刊出新加坡官員讀後感「團體精神是日本成功的秘訣」，摘錄重點如下。

學習日本模式會產生一些問題：(1)使個人的權力、個性和創造力受到束縛。(2)對於少數民族及反對派的不同意見容易被忽略。(3)對於不適應者的非難。(4)對於國家本位的民族主義過度強調。(5)容易日漸僵化。分別摘錄如下，(1)使個人的權力、個性和創造力受到束縛：在日本因傳統上尊官抑民的態度還沒有完全去除，中央政府官僚階層或政客，對於個人、團體或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開發中國家在學習西方模式時，體會到任何國家的運作實務，均根深蒂固的根源，是不容輕易改變的，相同的，美國向日本引進較少的概念與制度時，是需要耗費數年時間從界定範疇、討論步驟、儲備人才等，以從事學習與研究和評估成效等方面來加以配合，從日本經驗中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計劃，此計劃包括下列特性：(1)建立一套工業和貿易政策。(2)建立高階層官員中的永久性核心。(3)建立一個共享的價值觀。(4)利益的融合。

日本戰後幾十年來的重建所帶動現代化的努力，以及他們有效率的組織、吸收科技新知的鉅細靡遺，拓展市場的耐力、和有高度紀律的工作效率，使得日本產品成功行銷美國及世界。由於美國缺乏通盤的貿易政策來因應，又缺乏持續性的研究和諮詢，美國政府官員每四年輪替，只能依賴美國貶值，如1978年美元貶值為1971年的50%，再無高明的對策，只能暫時緩和情勢。(2012年1美元貶值到78日圓)

入學考試是一種被大眾廣為接受的，在一個公認的標準上測驗一個學生的學識，這意味的是：一個人的成功不是依賴天賦才能、智商或一般性向，而是運用天生的能力及後天的努力，去做有規律的學習，日本人相信學習足以改變結果，對於花一、兩年時間準備考試的人，不但不會被嘲諷或批評，反而會贏得別人對其毅力的讚賞。

日本公司幹部會用各種方法強化員工與公司的認同感，如每年為新進者舉行盛大的迎新會；在新進員工訓練時，對公司歷史及目標有清楚的講授；新進職員在訓練期間必須住宿，與家人分開，與同輩認識相處；在新進訓練結束後，新職員必須作一段時間的學徒身分；個人與別人合作的能力，是定期升遷的主要標準，個人的成就比須與團體合作有關。

1960年末日本企業開始表現優於西方國家，日本管理專家體會出年資制度比西方企業管理方式更適合日本，衍生出日本式管理哲學，其融合西方現代管理學概念：重視基本策略、產品週期、市場調查和行銷策略、會計、經濟計量模式、廣告和資料處理現代化，另亦包括日本的管理方式：永久雇用和年資制度、減低同齡員工薪資差距、下情上達式的管理，和小組責任制等。

哈佛大學教授佛格爾(Ezra Vogel,傅高義)先生於1988年出版「日本第一 Japan as No 1」中指出重視團體的成功，忽略個人的利益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這種認知在世界各國都無法效法學習的，在書中作者在日本制度中選擇有關國家、政治、國際企業、教育、福利及犯罪控制的六項制度，研究使制度成功的原因。

日本如何避免文官體制所提重要法案與民意背離，形成社會分裂性衝突形成?有多種途徑：(1)最重要的民意監督機構為由知名人士所組成的審議委員會，用來集思廣益討論國家重要議題；(2)保護少數黨派的國會議員質詢數，提供給反對黨質問立法案件的機會，讓文官體制所擬的法案，必為大眾所接受的方向，符合國家利益；(3)日本政府各部的新聞俱樂部，由各大報社、電視、廣播電台與新聞機構所組成，派駐記者具有多年經驗，任期為兩年，透過他們報導有關國家重要決策，以瞭解民間反應。

國貿工業部如何獲得企業界主動合作？首先企業公司知道國貿工業部確實關心他們的前景及發展，其次國貿工業部可提供卓越的情報與分析；再則國貿工業部官員常與企業各方面職員作正式或非正式的會談溝通，國貿工業部中級官員每週有3-4晚上與不同企業非正式聚會，希望能充分交換資料與溝通觀念，日本人相信官員是不會與廠商勾結的，許多國貿工業部官員退休後，會被民營企業所聘用，來改善與國貿工業部之間溝通。

自19世紀末期開始，美國社會學家發現大型企業並不能造福大眾，會囊刮政府與人民的利益，必須藉由立法來限制獨占性事業及抑制企業所產生罪惡，監督企業團體；日本文官制度自19世紀末期開始，卻為私人企業提供一個長期性發展結構，雖然日本並非沒有訂立限制企業規定的機構，日本文官在整體經濟成就的責任感很重。

日本對於首相候選人的推薦和特殊訓練，如同培植優良文官一樣徹底，候選人雖不必是某些大學出身，但限定必須擁有約20年的政府工作經驗，當候選人成為某黨派別領袖後，便開始接受特殊訓練，這個派別成為未來首相的個人支持團體，派別成員忠心擁護他爭取首相的職位，候選人則在經濟上支持成員們，並為其成員在國會中取得較佳的席位。

日本政府中的主要決策者可分為兩組集團：一組是包含首相及主要內閣員的高級政客；另一組是為領導階層的文官。日本首相是由國會議員選出，然後再由新任首相推選其他閣員，來擔任內閣各省或廳之首長，居領導地位的閣員，通常都擁有自己派系和勢力，這些閣員擔負許多重要的政治決策。

日本私人公司所發起的知識蒐集，其狂熱程度不輸給政府行政部門，日本公司在資料收集和知識整理上，要比美國公司來的周密實際，日本大貿易公司像三菱、三井物產、住友、丸紅、伊藤忠與岩井等，其在國際情報方面，是無其他公司所超越的，公司把資料情報的蒐集，列為重要的工作項目，尤其在關係公司實質利益方面更為顯著。

哈佛大學教授佛格爾(Ezra Vogel, 傅高義)先生所著「日本第一 Japan as No 1」第三章「追求智慧集體的融合」中，推薦Think Tank按英文原意為多種想法的聚集所在，中文翻譯「智庫」，由於每個人看一件事情的角度一定不一樣，將多種看法不同的人集合討論，達成共識，謀求最有利的方案，這是智庫的目的，台灣服務貿易協定，在謀求共識方面，似乎太急就章才造成，學習歐洲對重大議題應多讓人民瞭解，中國古話「事緩則圓」，歷史是不能重來的，寧可慢一點。

19世紀的明治維新，日本政府派出各界領導人，到國外去研究政府組織和社會制度，以期各方面均能具最有效率的現代制度。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政府發起海外研習計劃，其領域非常廣泛，使得知識學習的領域更廣，以期獲得具體可行的改革計畫。

日本的成就可用「追求智慧集體的融合」來概括，從政府到私人機構，從都市到鄉村，在每一個人心目中，均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意識，擔任領導人物，更會考慮組織的前途，去謀求未雨綢繆的對策。